作者:贺剑城
(本文选自贺剑城著《亲历北大六十年》一书)
(自1951年起,北京大学东方语系朝鲜语专业的学生每年赴延边大学借读一年。至计划结束,共有八期、累计80余名学生先后参与,被延边大学亲切地称为“北大班”。本文作者贺剑城是“北大班”一期学员。)
1951年9月18日,我们班的同学背负着学习使命,去东北的延边大学实习。在那里要度过一年时间,听说延边很冷,铺的、盖的、穿的、用的都得带上,事实上北大也没有一个给学生存放物品的仓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像搬家一样,不过行装多少略有不同罢了。
出发的日子,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多半都是第一次去东北,处处都感到新鲜。火车行驶在无垠的大地上,经过的地方庄稼都长得丰满喜人,到处是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亲眼看到这片广阔肥沃的黑土地更增强了我们对祖国的爱,对侵略者的恨!说来也真巧,这一年的“918”我们就是在这块曾长期被日本侵占的土地上度过的。火车广播中不时传来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歌曲,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屈辱的日子。
延边大学第一次接待北大的学生,所以特别重视,教务长朴奎灿亲自带领学生到车站迎接,并给我们每个人献花。我们是普通大学生,平生第一次受到这么高的礼遇。
到了延边,首先遇到的就是生活问题。辣椒是朝鲜族每顿饭都离不开的,菜和汤都是辣的,而且辣的程度令人生畏。我想我们应该入乡随俗,注意民族习惯,所以不曾为此向延大领导正式提过意见。可是因为这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同学言谈话语中难免有所流露。校领导知道后非常重视,林民镐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得很高,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此给我们补贴生活费,单独开火,单独用餐。随着伙食的改善,我作为班长,思想负担也加重了,唯恐伙食特殊带来不良影响。每当我向领导汇报这种思想时,他们总说这些事你们不必管,各方面的工作都由他们去做。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延大的领导对各民族的友谊、团结和民族政策是多么重视。
宿舍在河(河,指布尔哈通河)的南边,离学校大概有3里路,冬天可以从冰上来往;夏天绕道市内,就远一些,图方便可以涉水而过。下午回宿舍,我们常常走近路:有时还脱掉衣服,在河里游一会儿泳再回宿舍。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玩耍戏水,那里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和青春的喜悦,如今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
一部分宿舍有暖炕,与汉族的暖炕完全不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的暖炕,炕的上边粘贴数层高丽纸,可能是刷的桐油,炕面锃亮,每天用抹布擦一擦即可。每室4个人,我们与朝鲜族同学合住,冬天用煤烧炕,可能是为照顾我们,炕烧得很热,刚睡两三天,我们就上火了,只好请他们受点儿委屈,降低点儿温度。夏天照顾我们的生活习惯,给我们换宿舍,睡钢丝床,领导对我们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每门课都由这方面有特长的老师担任,教室是课堂,宿舍、商店、到处都是课堂。因为这个地区朝鲜族占多数,到什么地方办事、游玩都必须说朝鲜话,许多人都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在商店买东西时,如果售货员不忙,也会帮我们纠正发音和语法错误。这种学习方法生动有趣。下课后有时去附近的果园和园丁们聊天,可以学到不少有关果树的词汇。星期天有时和附近的孩子一起玩儿,学一点儿童语言。当然练习会话最多的时间还是和陪住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晚上有时在一起聊天,去学校的路上会话时间最长。我常常做完作业后,把汉语故事用朝鲜语写出来,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讲给陪住的同学听,他给我纠正错误,充分利用有利环境,提高会话能力。
既然在朝鲜族地区学习一个较长时间,我们还想学点儿朝鲜舞,学校给我们从延边歌舞团请来人教舞蹈,我们的胳膊腿像铁棍一样不会回弯儿,学的人苦恼,教的人为难,学了两次只好作罢。
我们去延边学习正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飞机对朝鲜狂轰滥炸,战争首先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学会听警报,进防空壕躲避。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警报,必须立刻就近进入防空壕。记得有一次没吃晚饭就在防空壕里蹲了两个多小时,冻得直打哆嗦。我们快回母校时,美国开始在朝鲜战场上撒细菌了。全校停课,接受训练,预防细菌战扩大到我国。
一年来,延边大学领导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朝鲜族同学对我们的深厚友谊,使我们终生难忘。我们真不知用什么方式表达。恰好有一个中央慰问团到延边慰问,为迎接慰问团,我们全班同学办了一个大字报专栏,以自己真挚的感情,把我们一年来在民族地区的感受写出来;韦旭升同学写的一篇歌颂两个民族的友谊的长诗,朝鲜族同学精心翻译出来,贴在我们大字报专栏明显的地方,同学们争先恐后来看这篇长诗和我们的大字报专栏。党小组给我做一年鉴定时,一再提到我们大字报专栏的意义和作用,我们一年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可能成为中央慰问团了解延大的一点儿微小补充。至今两校在一些事情上还保持着联系,年轻时与朝鲜族同学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并在学术领域不断加深。
我们即将满载着一年的学习成果回北京了,我们怎能没有惜别之情呢!
去延边时,我们利用在长春换车的空隙,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1952年夏天返校时,经延大领导同意,顺访哈尔滨,久闻该市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建筑具有俄罗斯色彩,兆麟公园(是以李兆麟的名字命名的)、松花江上的极乐村、水上俱乐部,还有太阳岛,人们在那里休闲、娱乐、畅游。当时购物最高级的商店是秋林公司,那里一片繁华景象。苏联援建的亚麻厂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我们和朝鲜只有一江之隔,却是两重天地,那边是炮火纷飞,大地哭泣,人民遭殃;这边是一片和平景象,过着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为正在走向繁荣、富强的祖国自豪。
我们结束在延边的学习,至今五十多年了,我们班的10个人,两位已经作古,一位因交通事故卧床不起,一位已定居美国。在京的六位同学,总想在有生之年多聚会几次。每当我们在一起提起延边时,就会引起许多怀念和遐想。听说延边发展很快,当年我们吃狗肉的小饭馆早已拆掉,盖起了高楼大厦;我们来往穿过的那条小河的淙淙流水,把我们青年时期的美好事迹,带到了远方,汇集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连我们自己也难追忆了;果园里的树木也许已结出累累硕果,可惜我们无缘再造访那幽静的果园了。当年小学生和我们会话稚嫩的声音,虽然好像仍在我的耳边萦绕,可是那时的孩子,有的恐怕都是满脸皱纹了,即使再见到,彼此也无法相识了。当年最熟悉的延大领导和老师,还有那些朝鲜族朋友,还都健在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并为他们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007年7月

“北大班”一期学员与延边大学朝文系学生合影(1952年)
(四排左二贺剑城,三排左四延大朝文系学生郑判龙)

延边大学主要领导和任课教师欢送“北大班”一期学员合影(1952年)
(前排右三林民镐;后排左一韦旭升,左二贺剑城)
作者简介:贺剑城,1927年生,1949年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朝鲜语,1951年9月至1952年7月,在延边大学朝鲜语专业学习一年。1953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直到1992年离休。1948年和1949年在中学时先后加入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和中国共产党。1986年评为副研究员,1990年评为研究员。在北京大学期间,长期担任东语系党总支书记职务。1982年9月至1983年9月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研修。译有《朝鲜通史》(上卷)和《韩国近代史》(合译);讲授过朝鲜近现代史,教过韩国留学生翻译课;曾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论文。